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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二十章

    回家那天,是个晴天。

    我从长途汽车上下来,身上只背着一个半旧的帆布包。包里东西不多:几件换洗衣裳、一叠被雨水打过的车票、还有那个空了的竹筒。铜印、帛书、笔记,留在云南了。我埋在怒江边那棵黄果树下面,一个不深不浅的坑里。它们该在那儿。那是楚家七代人的东西,应该和那棵树、那条江、那块土地待在一起。

    我脸上的伤已经拆了线,留下一道从右颧骨到耳根的长疤。新肉是浅粉色的,被海风一吹还有点刺。我没告诉妻子具体怎么弄的,只说在南方出了点意外。她看见我时,明显吓了一跳,但什么也没问,只是伸手摸了摸那道疤,说:“还疼不疼?”我说:“不疼了。”她说:“那就好。”

    女儿放学回来,扑进我怀里,抬头看见我的脸,愣了一下。她用小小的手指戳了戳我脸上的疤,问我:“爸爸,你脸上有只虫。”我笑出来,把她抱起来,说:“不是虫,是爸爸的记号。”她歪着脑袋想了想,说:“像条小路。”我亲了她一口,说:“对,是爸爸走过的小路。”

    回来后的日子,像一条慢慢合拢的河。我在家具店的活重新接上了,每天早出晚归,日子过得平常。脸上的疤渐渐从粉色变成暗红,又变成浅褐,最后像一道旧伤,长在了我身上。出门在外,偶尔有人盯着多看两眼,我也无所谓。这脸还在,已经是最大的幸运。

    海风大的夜里,我还是会醒。醒了就听。不是听它来,是听风。风里有海浪,有街边树叶的沙沙声,有远处渔船的笛声,就是没有那口井里的甜腥味。我再没有听到过那种声音。两颗牙送走了之后,我的胸口空了。不是丢了,是轻了,像卸掉了一根嵌在肋骨里的钉子。那钉子不在了,我也终于能睡个囫囵觉。

    女儿渐渐长大,从那个喜欢在海边捡贝壳的小不点,变成了爱扎马尾辫的小学生。她再也没有提起过那个“没有脸的叔叔”。她的画纸上开始出现猫、房子、向日葵,还有我们一家三口牵手的画面。有时候我看着她专注画画的样子,会想起那年在幼儿园画的那张画。那个黑色的小人,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。

    直到她八岁那年,我们一家去邻市走亲戚。路过一座旧货市场,她在个地摊前站住了。摊上堆着些从乡下收来的旧物件,有怀表、铜锁、银镯子,也有几面旧铜镜。女儿蹲下去,拿起一面巴掌大的铜镜,翻过来覆过去地看。那铜镜锈得厉害,镜面磨得模模糊糊的。妻子在旁催她:“脏,别乱碰。”女儿不听,跑到我面前,把铜镜往我手里塞,说:“爸爸,这个像你。”我接过镜子,往镜面里看了一眼。模糊的铜面里映出我的脸,带着那道长疤。我笑了一下,说:“哪像了?”她说:“就是像。”我摇了摇头,问摊主这铜镜多少钱。摊主说二十。我买了下来。女儿高兴得不行,说回家要摆在书桌上。妻子在旁笑:“二十块买个破铜片,不知道高兴个啥。”

    回家后,我把铜镜放在书架上。它旧旧地靠在一排书旁边,像从时光里顺手捡回来的一片影子。女儿真的把它摆到了自己书桌上,还把捡来的几个贝壳放在镜子前面,说:“这样照镜子的时候,就像在海边。”那之后,这面铜镜就一直跟着她。有一天晚上,我起夜经过她房间,看见铜镜在月光里泛着一层幽幽的淡光。我走进去,想把镜子转个方向。手刚碰到,听见极轻极轻的“嗡”一声,像铜片在空气里颤了一下。我拿起来看,镜面里黑沉沉的,只有我的脸,像隔着一层雾。

    我放下镜子,又看了一眼熟睡中的女儿。她嘴角弯弯的,不知梦到什么好事。我退出房间,轻轻带上门。回到卧室,我没有开灯,在床头坐了一会儿。胸口的空处似乎又跳了一下,极轻,极远,像水底有鱼尾轻轻扫过。我捂着心口,知道那不是真的心跳。那只是记忆。记忆最会挑时候,往你最软的地方戳一下。

    第二天,我把那面铜镜从女儿房间拿了出来,放进了我书房抽屉的最深处。女儿问起来,我说:“这镜子太旧了,爸爸给你买面新的。”她撅了撅嘴,倒也没闹。我后来真给她买了面小圆镜,粉色的,带朵塑料花。她很喜欢,天天摆在书桌上,对着镜子梳头发。那面旧铜镜就留在我的抽屉里,再没拿出来过。

    我有时会打开那个抽屉,看看它。它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,像一潭永远沉睡的水。我没有再照过它。有些东西,不照也罢。

    日子就这么过了下去。海风一阵一阵地吹,孩子一天一天地长。我头发白了几根,妻子笑我,说我是“帅老头”。我呲牙一乐。镜子里的我,眼角的纹路深了,脸上的疤也淡了。可那双眼睛还是亮的,像刚从地下出来时那样。

    我会想起从前的那些人。老痞,狗子,谭二,阿尼翁。想起云南的大山,怒江的水声,黄果树下那个灰白色的影子。有时正干着活,刨花从手边落下来,我会突然走神。同事喊我,我才回神。那些人和地方,已经像上辈子的事了。可它们时不时地回来,不吵不闹,就在那里,像海水一遍遍漫过沙滩。

    有一次,妻子收拾旧物,翻出我当年的帆布包。包里有个小暗袋,她没注意,里面还留着一张纸。我拿出来一看,是父亲当年写的那张:“第七代楚临,未献面,未丧志。可出。吾辈可安。”纸已经泛黄,字迹有些晕开了。我把它叠好,重新放回了暗袋里。然后我把包放进了衣柜最上层。

    女儿十岁生日那天,我们在家给她庆祝。她许愿的时候,闭着眼睛,小脸被蛋糕上的蜡烛映得红扑扑的。吹完蜡烛,她抱住我,说:“爸爸,我有个秘密想告诉你。”我笑着问:“什么秘密?”她凑到我耳边,压低声音说:“我昨天梦到奶奶了。她说她要走了,让我好好照顾你。”我愣了一下,把她抱紧。没说话。孩子又补了一句:“奶奶的衣服是白色的,长得和你可像了。”我“嗯”了一声,鼻子有点酸。

    那一晚,我坐在阳台上,抽了根很长的烟。海风把烟灰吹得乱飞。我望着远处黑沉沉的海面,像看见一个灰白色的影子,越来越远,越来越淡,最后化进了天边的星光里。

    “走了好。”我低声说,“别回头。”

    我掐灭烟,转身回了屋。女儿已经睡下,手里还捏着一块没有吃完的蛋糕。妻子在厨房收拾。我走过去,从后面抱住她。她笑:“发什么神经。”我没说话,把脸埋进她头发里。她的头发里有厨房的油烟味,也有海风留下的咸味。这些气味拼在一起,就是家的味道。

    此后很多年,我再也没有梦到过那座墓。也没有梦到过井、面具、铜镜。偶尔会梦到狗子,梦到他坐在河滩上,笑着朝我扔石子。梦到老痞,叼着烟,骂我走路太慢。梦到谭二,单腿站在江边,手里拄着那根乌黑的木拐。梦到阿尼翁,坐在竹楼前,抽着水烟。也梦到我爸,坐在老宅的旧藤椅上,看着我,不说话。还梦到她。穿着灰白衣服,站在黄果树下,朝我摆手。

    我知道,他们都还在。在另一个地方,用他们的方式,守着我往前走。

    那年冬天,我回了趟云南。一个人。去了老鸦坡,坡上那棵老树还在,像什么都没变。谭二的小屋已经塌了,只剩下几根木桩子。我去他坟前,倒了一碗酒。又去了黄果树。树还在,江还在。我在树下坐了一整个下午,听江风把树枝吹得哗哗响。临走时,我在树根旁挖了个浅坑,把谭二送我的那枚平安结埋了进去。上面压了块石头。石头不大,灰白色的,像从地底下长出来的。

    然后我回了家。

    此去经年,天高水长。楚家的债,到我这里清了。往后的路,都是新的。

    我牵着我女儿的手,走在海边的风里。她跑,我就追。她笑,我也笑。脸上的疤不疼了,像条走熟的小路。

    海风吹得人睁不开眼。我把帽子往下压了压,朝远处看去。海平线亮得发白,像是天地之间开了一道缝。缝里面有什么,我不知道。也不想知道。

    我只要走好眼前这段路,陪着她长大。

    就够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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