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一十章：夏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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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月初，北京一夜入了夏。
前一天后半夜，风就热了。早上起来，蝉在楼下的树上叫，一声接一声，像谁在给夏天调音。
北京的热是干热。白天太阳毒，晚上风一吹，倒凉快。她晚上不爱开空调，说吹自然风好。夏天一来，日头也长了，晚上七点多天还亮着。
回声墙上那张排期表，五月的格子全划完了，六月的也划掉了前两格。广告配乐的活儿上周交的，主创回消息说，比他们想的还好，下回还来。
傍晚，她关了书店门，来棚里接我。
“走吧。”她说，“去趟花市。”
“买花。”
“买种子。”
花市快收摊了。她在一个卖种子的小摊前蹲下，挑了半天，拿起一个扁扁的牛皮纸包。
“麦子。”她说。
“麦子。”
“你写了一首《麦子熟了》，是不是还没见过真的麦子长什么样。”
“见过照片。”
“那不算。”她把纸包举起来，冲我晃了晃，“咱们自己种一盆。等它熟。”
卖种子的老太太问：“种麦子啊。”
“嗯。”她点头。
“种着玩，还是等收成。”
“等收成。”
老太太笑了：“那得等到秋天。”
她把麦种按了按，说：“秋天就秋天。”
北京六月的窗台上种麦子，说出去没人信。可她挑种子挑得认真，我一句也没拦。
她连盆带土一起买了。陶盆，不大，她说摊主给挑的，透气。回家路上，她抱着盆，我拎着土，麦种揣在她兜里。
晚上，她在窗台上忙活：垫瓦片，装土，把麦粒一粒一粒按进土里，按得密密实实。
“种这么密，能长开吗。”我说。
“密密地种，密密地熟。”她说。
我蹲在旁边看。她种完，浇了水，把盆端端正正搁在绿萝旁边。
“绿萝一年到头绿着，不知道季节。”她说，“麦子知道。到了时候它就黄，黄了，就是熟了。”
“你种它，是想看它黄。”
“嗯。”她说，“等它黄的那天。”
之后几天，我每天早晨起来，先去窗台看一眼。土一直没动静。
第四天早上，我掀开纱帘，土面上冒出一层细细的绿。密密的一层，像有人拿绿笔在土上轻轻扫了一下。
“出来了。”我站在窗台前说。
她还窝在被窝里，闭着眼问：“什么出来了。”
“麦子。”
她没说话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听见她在被窝里笑了一声，很轻。
又过了几天，麦苗高了一截，能看出叶子的形状了——窄窄的，头顶尖尖的。浇水的事她不许我管，早晚各一次，浇得不多。她说浇透了反而烂根，麦子渴一点，才肯往深里扎。
那几天棚里的活不重。我每天把排期表的格子划掉一格，回家看麦子长一寸。有一回傍晚她回家早，发来消息说，麦子又长了一点。我收工回去，蹲在窗台前看了半天。她问，看出什么了。我说，比早上密了。
周六，北川来排歌。进门前先在窗台前蹲下了，看了半天。
“你俩，在屋里种麦子。”他问。
“她种的。”我说。
北川又看了看，说：“行。等收成了，给我留一穗。我活了这么大，还没见过真麦子。”
“排歌了。”她端着水出来。
“嫂子，你这一盆，比我卖的房都金贵。”北川说。
她笑了一下，把常温水放在调音台上：“别人养猫养狗，我养麦子，不行吗。”
“行。”北川说，“等它黄了，我第一个来看。”
排歌的时候，她照旧坐在第一排那把椅子上。北川说：“嫂子，要不要把这盆麦子也搬来，给它也占个第一排。”
她想了想，说：“不了。它得看着家。”
排完歌，北川不留饭，说约了人看房。走到门口，又回头看了一眼窗台。
“等它黄了，喊我来看一眼。”他说，“我看看熟了的麦子，长什么样。”
“好。”我说。
夜里，我坐在窗台边的椅子上弹吉他。窗台上，那盆麦子已经齐崭崭地立起来了，细细的，绿得发亮。
我哼了一段调子，没唱词。
她走过来，靠在门框上听了一会儿。
“《麦子熟了》。”她说。
“嗯。写了那么久，头一回对着真麦子哼它。”
那支调子很短。哼完，我停下来，她也没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她说：“再哼一遍。”
我又哼了一遍。这一次，她走过来，把头靠在我肩上。
她弯腰看那盆麦苗，看了很久。
“那首歌写的时候，我在成都，没见过麦子。”我说，“就凭着一句熟了，写了一整片。”
“写歌的人，都这样。”她说，“没见过，也能写。”
“现在见着了，倒写不出来了。”
“那就看着。”她说，“看熟了，就写得出来了。”
我放下吉他，也蹲过去看。麦苗在夜风里轻轻晃，像一排细小的、站好了的句子。
“歌里的麦子，是唱给所有人听的。”她说，“窗台上这盆，是长给咱俩看的。”
“不一样吗。”
“不一样。”她说，“歌里的，早熟了。这一盆，得等。”
“等多久。”
“等到它黄。”她说，“黄了，我就知道了。”
她在旁边蹲着，胳膊挨着我的胳膊。谁都没说话。
过了很久，我说：“北京的春天，就这么过完了。”
“嗯。过完了。”
“好像也没干成什么大事。”我说，“就是搬了家，结了婚，种了一盆麦子。”
她想了想，说：“搬了家，结了婚，种了一盆麦子。这还不算大事吗。”
我没话讲了。她笑了一声。
窗外，蝉还在叫。夏天的夜，长得像一首没写完的歌。
去年秋天回来的时候，银杏叶子正黄。冬天，我们一起去复查，医生说，她稳住了。春天，我在书店的落地窗前掏出那枚旧戒指，在婚礼上把那首《天井》唱完了。
如今夏天来了。窗台上，麦子青青的，一天一个样。
她说过，麦子到了时候就黄。黄了，就是熟了。
《麦子熟了》那首歌，写在成都。那时候我想，麦子熟，是很远很远以后的事。
现在它在窗台上，一天一天，自己长。
日子也是。
从前我总急着把歌写完。现在才知道，歌写完了，还会有下一首；可麦子一季只有一回，黄了，就过去了。所以要等，要看着。
我等它黄。等它黄的那天，大约是秋天了——到那时候，我们大概又写过几首新歌，又去过几个地方。
可窗台上这盆麦子，会替我们把今年这个夏天，好好记着。
就像那些歌，替我们把走过的日子，一首一首，好好记着。
她站起来，伸了个懒腰。
“睡吧。”她说，“明天还得给麦子浇水。”
“嗯。”
她睡下以后，我关了灯，在窗台边又站了一会儿。麦苗看不清，只有风。我伸手摸了摸土，潮的。她浇过了。
我起身回屋的时候，又看了一眼窗台。麦苗在风里晃了晃，像是跟谁点了个头。
夏天来了。麦子会熟。歌，也还在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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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声墙上那张排期表，五月的格子全划完了，六月的也划掉了前两格。广告配乐的活儿上周交的，主创回消息说，比他们想的还好，下回还来。
傍晚，她关了书店门，来棚里接我。
“走吧。”她说，“去趟花市。”
“买花。”
“买种子。”
花市快收摊了。她在一个卖种子的小摊前蹲下，挑了半天，拿起一个扁扁的牛皮纸包。
“麦子。”她说。
“麦子。”
“你写了一首《麦子熟了》，是不是还没见过真的麦子长什么样。”
“见过照片。”
“那不算。”她把纸包举起来，冲我晃了晃，“咱们自己种一盆。等它熟。”
卖种子的老太太问：“种麦子啊。”
“嗯。”她点头。
“种着玩，还是等收成。”
“等收成。”
老太太笑了：“那得等到秋天。”
她把麦种按了按，说：“秋天就秋天。”
北京六月的窗台上种麦子，说出去没人信。可她挑种子挑得认真，我一句也没拦。
她连盆带土一起买了。陶盆，不大，她说摊主给挑的，透气。回家路上，她抱着盆，我拎着土，麦种揣在她兜里。
晚上，她在窗台上忙活：垫瓦片，装土，把麦粒一粒一粒按进土里，按得密密实实。
“种这么密，能长开吗。”我说。
“密密地种，密密地熟。”她说。
我蹲在旁边看。她种完，浇了水，把盆端端正正搁在绿萝旁边。
“绿萝一年到头绿着，不知道季节。”她说，“麦子知道。到了时候它就黄，黄了，就是熟了。”
“你种它，是想看它黄。”
“嗯。”她说，“等它黄的那天。”
之后几天，我每天早晨起来，先去窗台看一眼。土一直没动静。
第四天早上，我掀开纱帘，土面上冒出一层细细的绿。密密的一层，像有人拿绿笔在土上轻轻扫了一下。
“出来了。”我站在窗台前说。
她还窝在被窝里，闭着眼问：“什么出来了。”
“麦子。”
她没说话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听见她在被窝里笑了一声，很轻。
又过了几天，麦苗高了一截，能看出叶子的形状了——窄窄的，头顶尖尖的。浇水的事她不许我管，早晚各一次，浇得不多。她说浇透了反而烂根，麦子渴一点，才肯往深里扎。
那几天棚里的活不重。我每天把排期表的格子划掉一格，回家看麦子长一寸。有一回傍晚她回家早，发来消息说，麦子又长了一点。我收工回去，蹲在窗台前看了半天。她问，看出什么了。我说，比早上密了。
周六，北川来排歌。进门前先在窗台前蹲下了，看了半天。
“你俩，在屋里种麦子。”他问。
“她种的。”我说。
北川又看了看，说：“行。等收成了，给我留一穗。我活了这么大，还没见过真麦子。”
“排歌了。”她端着水出来。
“嫂子，你这一盆，比我卖的房都金贵。”北川说。
她笑了一下，把常温水放在调音台上：“别人养猫养狗，我养麦子，不行吗。”
“行。”北川说，“等它黄了，我第一个来看。”
排歌的时候，她照旧坐在第一排那把椅子上。北川说：“嫂子，要不要把这盆麦子也搬来，给它也占个第一排。”
她想了想，说：“不了。它得看着家。”
排完歌，北川不留饭，说约了人看房。走到门口，又回头看了一眼窗台。
“等它黄了，喊我来看一眼。”他说，“我看看熟了的麦子，长什么样。”
“好。”我说。
夜里，我坐在窗台边的椅子上弹吉他。窗台上，那盆麦子已经齐崭崭地立起来了，细细的，绿得发亮。
我哼了一段调子，没唱词。
她走过来，靠在门框上听了一会儿。
“《麦子熟了》。”她说。
“嗯。写了那么久，头一回对着真麦子哼它。”
那支调子很短。哼完，我停下来，她也没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她说：“再哼一遍。”
我又哼了一遍。这一次，她走过来，把头靠在我肩上。
她弯腰看那盆麦苗，看了很久。
“那首歌写的时候，我在成都，没见过麦子。”我说，“就凭着一句熟了，写了一整片。”
“写歌的人，都这样。”她说，“没见过，也能写。”
“现在见着了，倒写不出来了。”
“那就看着。”她说，“看熟了，就写得出来了。”
我放下吉他，也蹲过去看。麦苗在夜风里轻轻晃，像一排细小的、站好了的句子。
“歌里的麦子，是唱给所有人听的。”她说，“窗台上这盆，是长给咱俩看的。”
“不一样吗。”
“不一样。”她说，“歌里的，早熟了。这一盆，得等。”
“等多久。”
“等到它黄。”她说，“黄了，我就知道了。”
她在旁边蹲着，胳膊挨着我的胳膊。谁都没说话。
过了很久，我说：“北京的春天，就这么过完了。”
“嗯。过完了。”
“好像也没干成什么大事。”我说，“就是搬了家，结了婚，种了一盆麦子。”
她想了想，说：“搬了家，结了婚，种了一盆麦子。这还不算大事吗。”
我没话讲了。她笑了一声。
窗外，蝉还在叫。夏天的夜，长得像一首没写完的歌。
去年秋天回来的时候，银杏叶子正黄。冬天，我们一起去复查，医生说，她稳住了。春天，我在书店的落地窗前掏出那枚旧戒指，在婚礼上把那首《天井》唱完了。
如今夏天来了。窗台上，麦子青青的，一天一个样。
她说过，麦子到了时候就黄。黄了，就是熟了。
《麦子熟了》那首歌，写在成都。那时候我想，麦子熟，是很远很远以后的事。
现在它在窗台上，一天一天，自己长。
日子也是。
从前我总急着把歌写完。现在才知道，歌写完了，还会有下一首；可麦子一季只有一回，黄了，就过去了。所以要等，要看着。
我等它黄。等它黄的那天，大约是秋天了——到那时候，我们大概又写过几首新歌，又去过几个地方。
可窗台上这盆麦子，会替我们把今年这个夏天，好好记着。
就像那些歌，替我们把走过的日子，一首一首，好好记着。
她站起来，伸了个懒腰。
“睡吧。”她说，“明天还得给麦子浇水。”
“嗯。”
她睡下以后，我关了灯，在窗台边又站了一会儿。麦苗看不清，只有风。我伸手摸了摸土，潮的。她浇过了。
我起身回屋的时候，又看了一眼窗台。麦苗在风里晃了晃，像是跟谁点了个头。
夏天来了。麦子会熟。歌，也还在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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