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章 老周的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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润丰厂门口的传达室，六点开门。
老周每天五点四十到。
开门第一件事不是烧水，是给窗台上那盆薄荷浇水。
盆是搪瓷的。
白底。
掉了三块瓷，边上一圈锈。
盆里那丛薄荷是李博尧种的。
二〇一四年夏天。
博尧从废弃物资堆里捡回来一只破盆。
在厂门口的花坛里挖了点土。
掐了一截薄荷插进去。
放在传达室窗台上。
博尧当时说：“周叔，这东西死不了。你别管它，它自己活。”
老周说：“我不养花。”
“那就不用养。”博尧说，“它自己活。”
博尧死了以后，老周开始管了。
他管得很细。
春天两天浇一次，夏天一天一次，冬天五天一次。
浇多了烂根，浇少了叶子黄。
他试了两年才试明白。
有一年冬天他忘了，叶子全黄了。
他以为完了，浇了水，过了半个月又绿回来。
从那以后他再没敢忘。
六点十分，第一批工人进门。
老周坐在窗里头，面前摊着一本登记簿。
进来一个人，他记一笔：名字，时间。
三十七年来，天天如此。
今天到六点半，本子上记了十九个。
润丰现在一共还剩三十四个人。去年同期是一百七十二个。
老周把笔放下，从抽屉里摸出烟。
他抽烟有规矩：一天五根。早上两根，下午两根，睡前一根。这个定额定于二〇一八年他老伴查出肺上有个结节那天——医生说“少抽”，他回家就把一条烟拆开，分成五根一包，用小塑料袋装起来，一天只准拿一包。
七年了，他一天没超。
他点上今天第二根，抽了一口，看着窗台上那盆薄荷。
传达室墙上挂着一块木板，板上钉着一张照片。
照片是一九七九年拍的，黑白的，已经黄了。
二十几个年轻人站在厂门口，胸前戴着大红花。
最左边那个瘦高的，就是老周。
那年他二十三岁，是润丰的先进工作者，带过十几个徒弟。
照片底下有一行字：润丰机床厂一九七九年度先进生产者合影。
“机床厂”三个字现在没人叫了。厂改过三次名，最后一次改成“润丰精密制造有限公司”。
木板是老周自己钉的。没人让他钉，也没人不让他钉。
有一年厂里搞形象整改，有人来说这块板太旧了，摘了吧。
老周没说话，第二天拿了块抹布把照片擦了一遍，又挂回去。
那人后来没再提。
七点二十，一个人推门进来。
老周抬头，是方牧。
“周师傅。”
“嗯。”
方牧站在门口没进来。传达室很小，两个人站着就转不开身。
“我昨天问的那个人，”方牧说，“吴师傅。”
老周把烟在烟灰缸里按了按，没按灭。
“我不是不给。”他说。
“我知道。”
“你要是问我厂里的事，我知无不言。”老周说，“你要是问我一个人的住址电话，那是我把人卖了。”
方牧看着他。
“周师傅，我不是要卖他。”
“我知道你不是。”老周说，“可你拿去干什么，我就不知道了。”
两人都没说话。
外头有人推着一辆小车过去，轮子响。
老周把烟拿起来又抽了一口。
“你昨天问我，一号车间那天晚上几点关灯。”他说。
方牧抬起眼。
“我说了十一点。”
“是。”
老周盯着烟头看了一会儿。
“我还说了一句。”他说，“那天我在门口。”
“我记得。”
“我那天在门口，”老周重复了一遍，“坐到十一点二十。”
方牧没催他。
“那天晚上十点四十，”老周说，“有一辆车从厂里出去。”
方牧的手在口袋里停住了。
“什么车。”
“黑色的，我没看清牌照。”老周说，“厂里那会儿一共就三辆黑车，两辆是厂办的，一辆是钱总自己的。”
“你看清是谁了吗。”
“没有。”老周说，“天黑，车灯晃眼。”
他把烟抽到过滤嘴，摁灭。
“我就看见车出去。”他说，“我没看见谁在车里。”
方牧在门口站了很久。
“周师傅，您为什么告诉我这个。”
老周把烟灰缸往里推了推。
“因为博尧那盆花是我浇的。”他说。
方牧没听懂。
“八年前他死那天早上，”老周说，“我从这道门口把他抬出去的。抬出去的时候他脸朝上，眼睛闭着。我那年五十二，我抬得动。”
他停了一下。
“我抬得动，可我一句话没敢说。”
老周把手放在登记簿上。
他的手很粗，指关节都变形了，是三十七年钳工留下的。
“我不是怕。”他说，“我要是怕，我这三十七年就白干了。”
“那是什么。”
“是我儿子。”老周说。
方牧等着。
“我儿子在成都。”老周说，“三十四岁，在一家物流公司开车。他媳妇是成都人，孩子今年上二年级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他三年没回来过年了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因为我。”老周说，“我跟他妈说过一句——我说，你要是回来，就别走了，我给你在厂里安排个活。厂里那时候还能安排。”
“他说什么。”
“他说爸，我不回来。”老周说，“他说他回来干什么，回来让我给他安排个活，然后我们俩一起在厂里耗着，耗到六十岁，然后他再给他儿子安排一个。”
老周笑了一下。
“他说得对。”
他把登记簿合上。
“我要是当年说了那句话，”他说，“厂里不会让我好看。我倒无所谓，我这把年纪，大不了提前退。可我儿子——我儿子在成都已经买房了，贷款还有二十二年。他要是知道他爸在厂里惹了事，他得回来。”
“他一回来，”老周说，“这二十二年就压在他头上了。”
方牧走出传达室的时候是八点。
他走了几步，回头。
老周已经坐回窗里头了，本子摊开，笔拿在手上。
“周师傅。”
“嗯。”
“那盆薄荷，”方牧说，“您浇了几年了。”
老周没抬头。
“八年。”他说。
那天上午，老周登记了三十一个人。
下午三点，他做了一件八年来没做过的事。
他把墙上那块木板摘下来，用抹布把照片擦了一遍——不是擦灰，是擦那层黄。
擦不掉。
擦完他把板挂回去，站在底下看了一会儿。
照片上那个二十三岁的瘦高个。
两只手插在裤兜里。
脸绷得很紧。
像是不习惯被人拍。
老周看着他，看了一会儿。
他从抽屉里拿出手机。
手机是他儿子去年给他换的，说他那个老人机看不见字。
他翻到儿子的号码，按了拨号。
响了六声。
“爸。”
“哎。”
“我这儿忙着呢，晚上给你回。”
“别回。”老周说，“我就说一句。”
电话那头静了一下。
“你说。”
老周看着照片。
“今年过年，”他说，“你回来一趟。”
电话那头没声音。
“厂里……厂里现在人少了，活也不多。”老周说，“你要是回来，我带你去车间看看。”
“爸，你怎么了。”
“没怎么。”
“你别吓我。”
老周笑了一下。
“我好着呢。”他说，“我就是想让你看看那台机器。”
“什么机器。”
“WH-01。”老周说，“德国人的，九八年进的。”
他停了一下。
“你爸——不是，博尧那小子当年跟我说，这台机器能做到正负零点五毫米。我说做不到。他说做得到，就是慢一点。”
电话那头，他儿子没说话。
老周把手机换到另一只手。
“你回来，”他说，“我带你去看看，它现在还在不在。”
挂了电话，老周坐在传达室里，抽了今天第三根烟。
提前了。
他抽完，把烟头摁灭，在本子上写了一行：
二月十一日。三十一人。
写完他停了一下，又添了一行：
今天给成都打了个电话。
那天晚上，文嫂家里的箱子。
84 : 09 : 33 : 17
方牧坐在桌对面，把上午在厂里听到的话讲了一遍。
讲完，他才说了一句别的。
“文嫂，”他说，“老周今天讲了八年前的事。”
“他不是不肯说吗。”
“他还是没说全。”方牧说，“他只是承认了一件事——那天晚上十点四十，有一辆车从厂里出去。”
文嫂看着他。
“那辆车里是谁。”
“他没看清。”
文嫂没说话。
她伸手摸了摸桌上的箱子，摸到那块屏幕。
屏幕是凉的。
“他为什么现在说了。”她说。
方牧想了想。
“因为他今天给儿子打了个电话。”
夜里十一点，传达室。
老周躺在床上没睡着。
他在想一件事：八年前那天晚上，他其实看清了。
车牌最后三位是 7。
他记得，因为那天是他生日，二月十九，他那年五十二，他记得那个数字。
他没说。
不是不敢。
是他想等一个人先开口。
他等了八年。
今天他先开了口，但只开了一半。
老周翻了个身，把被子往上拉了拉。
窗外，厂门口那盏路灯还亮着。
窗台上，那盆薄荷的叶子在风里动了一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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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周每天五点四十到。
开门第一件事不是烧水，是给窗台上那盆薄荷浇水。
盆是搪瓷的。
白底。
掉了三块瓷，边上一圈锈。
盆里那丛薄荷是李博尧种的。
二〇一四年夏天。
博尧从废弃物资堆里捡回来一只破盆。
在厂门口的花坛里挖了点土。
掐了一截薄荷插进去。
放在传达室窗台上。
博尧当时说：“周叔，这东西死不了。你别管它，它自己活。”
老周说：“我不养花。”
“那就不用养。”博尧说，“它自己活。”
博尧死了以后，老周开始管了。
他管得很细。
春天两天浇一次，夏天一天一次，冬天五天一次。
浇多了烂根，浇少了叶子黄。
他试了两年才试明白。
有一年冬天他忘了，叶子全黄了。
他以为完了，浇了水，过了半个月又绿回来。
从那以后他再没敢忘。
六点十分，第一批工人进门。
老周坐在窗里头，面前摊着一本登记簿。
进来一个人，他记一笔：名字，时间。
三十七年来，天天如此。
今天到六点半，本子上记了十九个。
润丰现在一共还剩三十四个人。去年同期是一百七十二个。
老周把笔放下，从抽屉里摸出烟。
他抽烟有规矩：一天五根。早上两根，下午两根，睡前一根。这个定额定于二〇一八年他老伴查出肺上有个结节那天——医生说“少抽”，他回家就把一条烟拆开，分成五根一包，用小塑料袋装起来，一天只准拿一包。
七年了，他一天没超。
他点上今天第二根，抽了一口，看着窗台上那盆薄荷。
传达室墙上挂着一块木板，板上钉着一张照片。
照片是一九七九年拍的，黑白的，已经黄了。
二十几个年轻人站在厂门口，胸前戴着大红花。
最左边那个瘦高的，就是老周。
那年他二十三岁，是润丰的先进工作者，带过十几个徒弟。
照片底下有一行字：润丰机床厂一九七九年度先进生产者合影。
“机床厂”三个字现在没人叫了。厂改过三次名，最后一次改成“润丰精密制造有限公司”。
木板是老周自己钉的。没人让他钉，也没人不让他钉。
有一年厂里搞形象整改，有人来说这块板太旧了，摘了吧。
老周没说话，第二天拿了块抹布把照片擦了一遍，又挂回去。
那人后来没再提。
七点二十，一个人推门进来。
老周抬头，是方牧。
“周师傅。”
“嗯。”
方牧站在门口没进来。传达室很小，两个人站着就转不开身。
“我昨天问的那个人，”方牧说，“吴师傅。”
老周把烟在烟灰缸里按了按，没按灭。
“我不是不给。”他说。
“我知道。”
“你要是问我厂里的事，我知无不言。”老周说，“你要是问我一个人的住址电话，那是我把人卖了。”
方牧看着他。
“周师傅，我不是要卖他。”
“我知道你不是。”老周说，“可你拿去干什么，我就不知道了。”
两人都没说话。
外头有人推着一辆小车过去，轮子响。
老周把烟拿起来又抽了一口。
“你昨天问我，一号车间那天晚上几点关灯。”他说。
方牧抬起眼。
“我说了十一点。”
“是。”
老周盯着烟头看了一会儿。
“我还说了一句。”他说，“那天我在门口。”
“我记得。”
“我那天在门口，”老周重复了一遍，“坐到十一点二十。”
方牧没催他。
“那天晚上十点四十，”老周说，“有一辆车从厂里出去。”
方牧的手在口袋里停住了。
“什么车。”
“黑色的，我没看清牌照。”老周说，“厂里那会儿一共就三辆黑车，两辆是厂办的，一辆是钱总自己的。”
“你看清是谁了吗。”
“没有。”老周说，“天黑，车灯晃眼。”
他把烟抽到过滤嘴，摁灭。
“我就看见车出去。”他说，“我没看见谁在车里。”
方牧在门口站了很久。
“周师傅，您为什么告诉我这个。”
老周把烟灰缸往里推了推。
“因为博尧那盆花是我浇的。”他说。
方牧没听懂。
“八年前他死那天早上，”老周说，“我从这道门口把他抬出去的。抬出去的时候他脸朝上，眼睛闭着。我那年五十二，我抬得动。”
他停了一下。
“我抬得动，可我一句话没敢说。”
老周把手放在登记簿上。
他的手很粗，指关节都变形了，是三十七年钳工留下的。
“我不是怕。”他说，“我要是怕，我这三十七年就白干了。”
“那是什么。”
“是我儿子。”老周说。
方牧等着。
“我儿子在成都。”老周说，“三十四岁，在一家物流公司开车。他媳妇是成都人，孩子今年上二年级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他三年没回来过年了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因为我。”老周说，“我跟他妈说过一句——我说，你要是回来，就别走了，我给你在厂里安排个活。厂里那时候还能安排。”
“他说什么。”
“他说爸，我不回来。”老周说，“他说他回来干什么，回来让我给他安排个活，然后我们俩一起在厂里耗着，耗到六十岁，然后他再给他儿子安排一个。”
老周笑了一下。
“他说得对。”
他把登记簿合上。
“我要是当年说了那句话，”他说，“厂里不会让我好看。我倒无所谓，我这把年纪，大不了提前退。可我儿子——我儿子在成都已经买房了，贷款还有二十二年。他要是知道他爸在厂里惹了事，他得回来。”
“他一回来，”老周说，“这二十二年就压在他头上了。”
方牧走出传达室的时候是八点。
他走了几步，回头。
老周已经坐回窗里头了，本子摊开，笔拿在手上。
“周师傅。”
“嗯。”
“那盆薄荷，”方牧说，“您浇了几年了。”
老周没抬头。
“八年。”他说。
那天上午，老周登记了三十一个人。
下午三点，他做了一件八年来没做过的事。
他把墙上那块木板摘下来，用抹布把照片擦了一遍——不是擦灰，是擦那层黄。
擦不掉。
擦完他把板挂回去，站在底下看了一会儿。
照片上那个二十三岁的瘦高个。
两只手插在裤兜里。
脸绷得很紧。
像是不习惯被人拍。
老周看着他，看了一会儿。
他从抽屉里拿出手机。
手机是他儿子去年给他换的，说他那个老人机看不见字。
他翻到儿子的号码，按了拨号。
响了六声。
“爸。”
“哎。”
“我这儿忙着呢，晚上给你回。”
“别回。”老周说，“我就说一句。”
电话那头静了一下。
“你说。”
老周看着照片。
“今年过年，”他说，“你回来一趟。”
电话那头没声音。
“厂里……厂里现在人少了，活也不多。”老周说，“你要是回来，我带你去车间看看。”
“爸，你怎么了。”
“没怎么。”
“你别吓我。”
老周笑了一下。
“我好着呢。”他说，“我就是想让你看看那台机器。”
“什么机器。”
“WH-01。”老周说，“德国人的，九八年进的。”
他停了一下。
“你爸——不是，博尧那小子当年跟我说，这台机器能做到正负零点五毫米。我说做不到。他说做得到，就是慢一点。”
电话那头，他儿子没说话。
老周把手机换到另一只手。
“你回来，”他说，“我带你去看看，它现在还在不在。”
挂了电话，老周坐在传达室里，抽了今天第三根烟。
提前了。
他抽完，把烟头摁灭，在本子上写了一行：
二月十一日。三十一人。
写完他停了一下，又添了一行：
今天给成都打了个电话。
那天晚上，文嫂家里的箱子。
84 : 09 : 33 : 17
方牧坐在桌对面，把上午在厂里听到的话讲了一遍。
讲完，他才说了一句别的。
“文嫂，”他说，“老周今天讲了八年前的事。”
“他不是不肯说吗。”
“他还是没说全。”方牧说，“他只是承认了一件事——那天晚上十点四十，有一辆车从厂里出去。”
文嫂看着他。
“那辆车里是谁。”
“他没看清。”
文嫂没说话。
她伸手摸了摸桌上的箱子，摸到那块屏幕。
屏幕是凉的。
“他为什么现在说了。”她说。
方牧想了想。
“因为他今天给儿子打了个电话。”
夜里十一点，传达室。
老周躺在床上没睡着。
他在想一件事：八年前那天晚上，他其实看清了。
车牌最后三位是 7。
他记得，因为那天是他生日，二月十九，他那年五十二，他记得那个数字。
他没说。
不是不敢。
是他想等一个人先开口。
他等了八年。
今天他先开了口，但只开了一半。
老周翻了个身，把被子往上拉了拉。
窗外，厂门口那盏路灯还亮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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