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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章 罪恶之源

    他交代了简单粗暴,又一成不变的作案套路:

    每天天不亮他就往西关劳务市场跑,专挑孤身一人、看着老实巴交、身上带着钱和工具的务工者。

    他要么说家里箍猪圈、垒院墙要找短工,要么说有废铁、旧农具要卖,用几块钱的工钱或者废品当诱饵,把人骗回王墹村。

    白天管一顿玉米馍就着稀粥,先稳住对方,等到深夜受害人睡熟了,他就摸起墙角的镢头,照着受害者后脑勺猛砸下去,几乎都是一击致命。

    人死后,他第一件事就是搜身,现金、粮票、证件全部掏干净,外衣、鞋袜、腰带一件件扒下来,连兜里的半包烟、半块干粮都不放过。

    值钱的藏进炕席底下和木箱里,衣服工具堆去柴棚,留着自己用或者慢慢拿到供销社、废品站变卖。

    等到后半夜夜深人静,他再扛着铁锹去院里挖坑,把尸体埋进去。

    农闲的时候他几乎每周都去劳务市场物色作案对象,遇上合适的就往回带,多的时候一个月能骗回来四五个人。

    令人无比气愤的是他说起这些罪行的时候语气平淡,像在说自己种了多少庄稼、捡了多少破烂,脸上没有半分愧疚。

    最让审讯人员感到骇然的,是他扭曲的作案动机。

    他承认得直白,杀人核心就是图财。

    几块钱现金、几斤粮票、一身旧衣服、一套干活的工具,在他眼里就是一条人命的价钱。

    他把这些东西一点点攒起来,粮食留着吃,衣服改改自己和闫淑霞穿,用不上的就拿去换钱,连死者的布鞋都要刷干净收着。

    可他非但不认罪,反倒给自己编了一套歪理。

    他挺着脖子说,自己杀的大多是光棍、流浪汉、无家可归的人,“这些人活着也没用,死了也没人找”,他甚至振振有词地声称自己是 “帮国家减轻负担”。

    他的话说得理所当然,其思想扭曲程度,令在场所有人都感到脊背发凉。

    他也不是全说实话。问到具体人数,他只含糊承认杀了四十出头,剩下的推说记不清了;问到闫淑霞的参与程度,他又改口想把责任尽量往自己身上揽,说媳妇只是被逼着搭了把手,前后说辞处处是破绽。

    首轮完整审讯结束,专案组手里的疑问反而更多了。

    龙治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杀人的?最初的诱因是什么?

    除了已经挖出的四十八人,还有没有其他受害者?

    剩下二十多名无名死者的身份,该如何逐一核实,给逝者一个交代?

    夜色笼罩着商县看守所,铁窗里透出微弱的光。

    龙治民吃完窝头,倒在硬板床上很快就睡着了,呼吸平稳,仿佛手上的四十八条人命,不过是平日里随手扔掉的破烂。

    审讯取得突破后,专案组同步铺开了外围调查。

    办案民警走村入户,走访王墹村及周边的老村民和龙治民的远房亲属,一点点拼凑出这个连环变态杀手的成长轨迹,也慢慢摸清了他从普通农民滑向杀人恶魔的完整路径。

    龙治民出身贫苦农家,自幼身材矮小,没少受同龄人的嘲笑和欺负。

    旁人的排挤没磨出他隐忍的性子,反倒养出了阴鸷记仇的性格。

    他从小就好逸恶劳,不肯下地干重活,总想着靠歪门邪道捞钱,年轻时候就有偷摸、讹人的前科。

    村里人回忆,早年他跟邻居争地界,一言不合就抄起镢头往人头上砸,差点闹出人命,那股子狠劲,当时就让全村人心里发怵。

    他和闫淑霞的婚事,在村里人看来也是凑活过日子。

    闫淑霞自小患小儿麻痹,腿脚不便,家境窘迫,没有其他男人看得上,除了同样条件不好的龙治民。

    她嫁给龙治民后,夫妻俩就更被村里人疏远了。

    他家院门常年紧闭,几乎不跟邻里往来,逢年过节也少有人走动。

    孤僻封闭的家庭环境,反倒成了他连环作案的天然掩护 —— 没人留意他家进了什么人,也没人关心他家院里发生了什么事。

    有村民回忆,前两年确实总见他往家里带陌生人,大多是外乡口音,偶尔问起他,他说是远房亲戚、来干活的短工,大家都没往心里去,如今回想起来,只觉得后背阵阵发凉。

    随着审讯不断深入,龙治民终于交代了第一次杀人的经过。

    那是 1983 年秋天,农闲时节,他去西关劳务市场晃悠,骗回了一个河南来的木匠。

    当时说好干三天活,箍完猪圈结工钱。

    木匠手艺扎实,三天活干得利利索索,完工后就找他结账。

    他看着木匠手里的工具、兜里的工钱,心里又贪又舍不得掏钱,两人三言两语就起了争执,直至越吵越凶。

    推搡之间,他红了眼,摸起墙角立着的镢头,照着木匠的脑门狠狠砸了下去。

    那木匠当场就没了气。

    第一次杀人,他也慌了神,手哆嗦了半天,连呼吸都变得困难了。

    捱到半夜夜深人静,他才扛着铁锹摸到萝卜窖最底下,挖了个深坑,把木匠的尸体埋了。

    接下来的半个月,他天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,远远听见警笛声就浑身发紧,生怕警察找上门来。

    可日子一天天过去,没人找过来,也没人问起那个外乡木匠的下落,就像这个人从来没存在过一样。

    他悬着的心这才慢慢放了下来。

    翻着木匠留下的成套工具和几十块现金,他第一次尝到了不劳而获的甜头。

    恐惧退去之后,贪婪的念头就这样一点点占了上风。

    有了第一次,就会有第二次。

    起初他还犹豫忐忑,骗回人来要纠结半天才能下手。

    可次数多了,手法越来越熟练,心态也越来越麻木。

    从半个月物色一个目标,到农闲时每周都去市场蹲守,从临时起意到主动物色筛选,他的作案套路越来越固定,心也越来越硬。

    到了后来,杀人对他而言,跟处理一件多余的杂物没什么区别,干完该吃饭吃饭,该睡觉睡觉,连夜里都不会做噩梦。

    闫淑霞的沉沦,也不是一蹴而就的。

    第一次杀人的时候,她全程都在屋里,吓得浑身抖成了筛子,想喊人,被龙治民一巴掌扇了回去。

    他掐着她的脖子威胁,说她要是敢往外说半个字,就把她也埋进萝卜窖里。

    她本就懦弱胆小,被这么一吓,真的不敢声张,夜里听见院里挖坑的声响,就蒙着头缩在炕角哭,连往窗外看一眼的胆子都没有。

    可杀人的次数多了,她也渐渐麻木了。

    从不敢出屋,到敢按照龙治民的吩咐,给被骗来的受害者端水递馍、说几句稳住对方的话;

    从不敢碰死者的东西,到主动帮忙分拣粮票、叠放整理衣物,把旧铜烂铁分类捆好等着变卖。

    她清楚地知道每一次带回来的人是什么下场,也知道自己在帮着犯罪,可她既不敢反抗,也不肯逃离,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跟着龙治民过日子,一步步从旁观者,变成了主动配合的共犯。

    审讯里她哭着说:“日子久了,就觉得跟平常过日子一样了。”

    她麻木的语气,比歇斯底里的辩解更让人心惊。

    与审讯同步推进的身份核实工作,却陷入了僵局。

    身份核实组的民警跑遍了商洛地区所有区县,翻遍了近三年的失踪人员登记册,又向河南、甘肃、四川等周边省份发了协查通报,逐人比对死者的骨骼特征、残留衣物和赃物信息。

    忙了大半个月,最终也只核实出十九名死者的身份,剩下二十九具遗骸,始终找不到对应的家属。

    这些无名死者,大多是四处漂泊的麦客、走乡串户的手艺人、无家可归的光棍汉。

    他们没有固定居所,没有亲人牵挂,像浮萍一样飘在社会的边缘,消失在人海里,连一点涟漪都泛不起来。

    龙治民正是看准了这一点,才专挑这类人下手,笃定他们死了也没人追查,更不会有人找上门来。

    有远道而来的家属,盯着皱巴巴的旧照片来辨认遗物,确认亲人遇害后,蹲在村委会的院子里号啕大哭。

    可更多的死者,连一个前来确认的人都没有,只剩几件破旧的衣物、半件生锈的工具,静静躺在物证袋里,成了无人认领的冤魂。

    到1985年的六月中旬,案件的侦查工作基本终结。所有物证、口供、尸检报告全部整理完毕,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,即将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。

    消息传开,商县百姓群情激愤,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起骇人听闻的大案,人人都等着看这对狠毒的夫妻受到法律的严惩。

    可看守所里的龙治民,依旧毫无悔意。

    有时候他还会跟同监室的人吹嘘,说自己 “干了件大事”。

    在他扭曲的三观里,始终不觉得自己犯了多大的错,反倒觉得自己除掉的都是 “没用的人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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